去國多年的朋友昨日約了人在永樂市場旁一家根本就是裁縫店的開發實業放映他年來在紐約用父親與妹妹辛苦攢來的錢拍的片們。我們看了感動。點心也好。
雖然你極力否認，但當年掃地的小和尚瞧出導演心中的想望，一個自比為外星人的地球帥哥，碰上了一位甜美的外星花痴，喔，不是！是渴望與地球人互動的美麗外星人，嗯，你可能給了一群想拍台灣本土地下情色片的失業男子靈感，再加上最後台灣水電工用無比的精力，融化了外星美妹，進而在宇宙聯合國中，承認台灣為唯一的地球國。讚吧！不但超越了國際觀，只要有愛，根本就是宇宙原本是一家….
浪漫的愛情救贖寓言，某，歡迎來究！
（半夜了，放映布上還看得見窗格，關於濟公活佛的廟會已經散場，唱卡啦的人也睡了）
安哲羅普洛斯依然用他著名的長鏡頭和壯闊的音樂構築出一部好看的電影，只是由於太過明白的隱喻（艾蓮妮：希臘；雙胞胎：內戰……）以及太強調用電影寫史（俄軍、革命、戰爭…..）的企圖，使得「悲傷草原」成為由割裂的片段所組成的神話故事……
說來，「片子太短」這種評價的確很適當，畢竟要交代希臘這種直到當代才確立其定義的國度，複雜的史實光材料就足夠拍部大部頭時代劇了。
關於希臘，可參考錯過進化的國度─希臘的現代化之路，惟本書中文翻譯極糟，裝訂品質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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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一個動人的傳說。而是兩個年輕人生命中的一段真實的經歷。為了同樣的渴望和夢想而奮勇前行。我們的眼光是不是太狹隘了？太片面了？太激進了？我們的結論太唐突了？或許。這次漫游美洲改變了我。我已經不再是原來的我了。至少。我改變了很多。
從純粹電影的角度來看，Terry George執導的「盧安達飯店」不是太特別的電影，沒有引人的運鏡，沒有突出的攝影，敘事平板甚至不太流暢。但如果把重點放在影片所描述的「故事」，那盧安達飯店的確是一部「有意識」的好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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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立曼（Abdel Kareem Nabil Soliman），22歲，埃及，al-Azhar大學法律系學生，暱稱Kareem Amer，由於在部落格上發表批評al-Azhar大學、伊斯蘭和埃及總統的言論而被補，在經過法院五分鐘的審訊後，索立曼被依污辱伊斯蘭、煽動群眾與污辱埃及總統言論判刑四年入獄。Egypt blogger jailed for ‘insult’, BBC , كريم عامر, Kareem Amer於wikipedia
蘇菲（Sophie Scholl），22歲，德國，慕尼黑大學學生，白玫瑰成員，由於印製並散發批評德國元首、戰爭策略等言論傳單而被補，經過法院迅速的審訊後，蘇菲與另兩名同組織成員，漢斯（Hans Scholl）、克里斯多福（Christoph Probst）被判決死刑，並於數小時後執刑。Sophie Scholl於wikipedia
從小學開始到現在學各種語文（中文、英文、現在正在牙牙中的西班牙文、以及重新復原的台語）最常做的練習之一就是造句：「從我家一直向前走就會走到學校」之類的句子不斷地重複以後，「言語」就會內化為存在無意識層次的「語言」，我們自若地操縱這些結構，創造出許多新穎的語句，用像是「你一直向前走到了盡頭就會到那間茶室」等等的主受詞代換和陌生人與熟識者溝通傳達意念。
但造句練習不只存在說話之中，社會性也是依照類似的方式被體會、被學習與被仿製，不用說到諸如：企業家的管家在耳濡目染中學會錢滾錢，政客的小孩家世淵源地選上某黨中常委等等遙遠的案例，我的朋友T的小孩的志願（之一）就是「因為可以…就…」（消音中）而像他親愛的父親般是「當研究員」。
不過比較令人訝異的是，造句練習也出現在跨時間、社會或文化的情境中，1943年的德國傳單客和2007年的埃及部落客之間，不但發傳單和寫部落格的過程相仿，連審判的結果都類似（差別也許在現在的人權全球化讓後者有可能在壓力下被「適當地」審判，像Orhan Pamuk那般）。這種雷同也許只是巧合，但放在全球格局的架構中，不得不讓人懷疑埃及的部落客和法官都可能只是在練習造句罷啦。
我們讀著新聞，翻著舊小說，看著去年出品的電影，想著的問題很簡單又很巨大：在那般的情境中，我們會出來做一些小小的反抗嗎？還是我們更習於操作另一種沉默的練習？幸運的是在這個時代我們不需要做這樣的選擇，不幸的是我們當中的多數人都已遺忘過去的人們曾經做過的選擇。
楊貴，43歲，台灣，小說家，筆名楊逵，起草和平宣言要求釋放政治犯而被補，囚禁十年。
鄭評，台灣，麵包店老闆，主張台灣獨立並意圖暗殺蔣經國而被補，槍決。
……
電影：Sophie Scholl: The Final Days（帝國大審判）。2005。Marc Rothemund導。
該怎麼說丹麥電影呢？也許用純粹的地域界線把不同類型的電影們劃在一個圈圈裡一起說好或不好是不妥當的，但怎麼說呢，對於老闆我最大和變奏曲這兩部「樣本」來說（他們之所以成為樣本的原因只是因為剛好是我最近剛看的），我不是太喜歡丹麥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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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白痴」以後，我一直避免去看拉斯馮提爾的電影，我受不了逗馬宣言（Dogma 95）中（常常）失去的美感：當光影印在膠卷以後就和拍攝（或事件）當時的光影不同時，當人眼在身體晃動時會自動調整補償晃動時，禁止打光以及手持拍攝又能夠如何「純潔」（chastity）呢？
但我還是去看了拉斯馮提爾的新片「老闆我最大」（The Boss of It All, 2006年11月），在座位和螢幕比例完全不對的真善美（附註，我也一直避免去真善美看電影），特地選了非常靠前面的座位，看這部據說是用了「新科技」拍的「喜劇」：
拉斯馮提爾一改過去晦澀的風格…決定向所有吹捧他的影評、畏懼他的觀眾、以及他自己開一個玩笑，《老闆我最大》將推翻眾人對拉斯馮提爾電影的刻板印象，光是簡潔明亮的畫面就讓人出乎意料，而演員瘋狂爆笑的演出和層次分明、變化靈活的劇本，更讓人興奮不已。
劇情從一個軟體公司裡將自己偽裝成行政職員的老闆為了賣掉公司找了個演員來扮演老闆出發。一個非常通俗（但不是不好）的故事，透過片中的幾個優秀演員的表演，觀看者經歷了幾個精彩的高潮（結婚、性、裁員…）和結局（簽約以及再會）。鼓掌。
問題是，真的得透過純實用的日光燈辦公室、有長頸鹿的動物園和不連貫的鏡頭，來說這個的確也無舉足輕重的故事嗎？宣言和科技並未帶來新的敘事方式，並未讓觀看者專注於故事本身，只是被不悅與打斷。
寫起來有點太不客氣，但說真的，要看這樣的故事，我寧願回家、坐在電視螢幕前、再看一次BBC的電視影集the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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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奏曲」（Brothers, Susanne Bier, 2004）是最近另外看的一部丹麥片。描寫一個軍官到阿富汗被俘虜後辛苦地返回家中而有些事物與情緒必須面對的故事。
這是一部非常中規中矩的電影，故事也很典型（我一直在想劇情是不是要像Tom Hanks的Cast Away那樣演變成妻兒就跟別人跑了）—-有點太過典型，以至於雖然也有適當的高潮、結局，但總還在可預料的範圍內。而且這是少數幾個讓我們覺得中文片名翻譯比原文好一點的電影：「兄弟」這種片名顯然只會讓觀看者在看片子的過程中有錯誤的期待。
如果真的要看和戰爭有關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電影的話，我比較推薦Oliver Stone的「七月四日誕生」；如果要看跟兄弟有關的話，也許「二手書之戀」（Wilbur Wants to Kill Himself）會比較符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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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們最近看的兩部評價不怎麼高的丹麥電影的觀後感。我們還看了「送信到哥本哈根」，原作應該不錯，電影拍得很不好，不過這部電影是美國片，不能算到丹麥的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