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某丙終於接到了電話。「接到電話」這個別人主動某丙被動的事件，除了讓他在三賠一的賭盤中輸了新台票一百（贏家們要為了除不盡的零頭傷腦筋了），且耗費了別人和某丙自己一點點的青春以外，並沒有對世界的生產與再生產有任何阻撓或幫助。用很歷史人類學的角度來看，這個事件，根本就不構成一個「event」（不就是事件嗎？），最多只是類似傍晚回到家裡發現小狗又撒了尿在客廳那般，清著殘餘有些許「哎呀怎麼又如此」的鼻酸感罷了。

不過在接到電話以前，我們倒是花了一些時光討論一下政治參與和清流之間的關係。到底勇於批判時政的學者收到要不要來一起搞的請求時，應該以「我是清流」的潔淨（還不到潔癖的程度）堅不從，還是該服膺於某種空泛的「參與責任」感就撩落去呢？或者更有意思的討論在讓參與與否成為一個兩難的基礎是什麼？

曾經有那麼一段時間，我認識的某人很汲汲於表達「不參與就是一種罪惡」的觀點，在每個討論的場合，他一定會舉手，而問句總是可預料地有關於「學者如何從研究的對象剝削出學者的學術與地位卻對被研究者社會經濟的弱勢沒有任何行動」，我們對這個問題都很厭煩，回應也就逐一的標準化了：「學術的社會參與在學術本身」，當研究者對一個社會現象有更深刻的了解時他已經在參與解決社會的不義。

這個標準答案就算在當時也都可以看出不足之處：學術（人類學）的研究越來越細微與抽象，因而每一個「學術參與」都微小得可悲。不過我們還是滿足於此，畢竟以一個學術者的角度來看，在他還沒有對社會現象有足夠的了解以前，貿然行動很可能只是一個施展於人類社會的錯誤實驗，而實驗所造成的後果是完全無法挽回的。

離開那個學術圈好一陣子以後，我的想法有些微的改變。我仍然肯認學術參與的價值，並且仍然認為有些人就是比另一些人更適於「純學術生活」，就讓他們緩慢的幫助我們理解人類社會的運作吧。但除了純學術性外，我開始思考有關於「錯誤實驗」與「參與責任」的問題，就前者而言，我懷疑人類社會有過「正確」的實驗，也許有一些學術論述可以告訴我們某些行動可能是錯誤的，但從來就沒有學術論述可以確實做出真正正確的改變，馬克思主義的行動就是一個例子。就後者來說，我越來越肯定參與的價值了，和前面說的類似，當你知道應該會是錯誤的行動正在發生時，積極地參與（即使最終也是錯誤的）的確成為一種責任。

某丙似乎和我的立場有些相近，所以（不可能接到電話的）我非常贊成他就撩落去做，雖然結局是某丙發現他無法勝任這個工作而拒絕了邀請，這雖然證明了他沒有「真正」撩落去的決心，但方向仍是好的，因此特地寫一文來鼓勵他：下次有機會的時候請再試試看！

如此。

小記：在寫字時一直想起Max Weber的「學術與政治」，不過書已經不在書架上了。寫完了以後，倒是在網路上找到英文版，有時間應該再花點力氣重讀，但不是今晚：政治作為一種志業，Politics as a Vocation。學術作為一種志業，Science as a Vocation。